前年看到与电影《浪潮》有关的文章，感到很震撼，如今又见到网友转载，遂将电影、电影所依托的实验、以及与之有关联的米尔格拉姆实验一并查来，抄在一起。主要抄自wikipedia，熊培云《凤凰周刊》文章以及一些网文等。
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Stanley Milgram同时也是著名的“六度间隔”理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的提出者。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十分著名，英国《焦点》月刊２００５年将它列为震撼世界的十大实验之一。这项实验也引发巨大争议，美国１９７５年颁布了针对人类心理学实验的严格准则，在几十年间将所有重复这项实验的企图挡在大门之外。
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
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1974年）里写道：
-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方法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结果
米尔格拉姆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着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1]。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拉姆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州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拉姆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拉姆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拉姆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拉姆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拉姆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 … 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夥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拉姆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排除实验中志愿者的性别因素、志愿者的暴力倾向等，实验的最后揭示的，是根植于人们心中对权威深深的服从心理。Milgram 本来打算在美国完成这次实验后，再把实验复制到德国，想了解纳粹统治期间，为什么几乎所有德国人都会加入到以集中营方式迫害上百万无辜者的行动中去，但是，实验的结果已经说明了一切。
实例
法国电视节目“死亡游戏”（法语：Le Jeu de la mort；英语：The Game of Death）重做这个实验。召募了80名自愿者，其中只有16人在游戏中途退出。其中一名没有退出的参赛者，事后受访时说，即使她知道爷爷是犹太人，曾经受到纳粹迫害，她还是听从虐待命令。[1]
越战后，一名美国陆军上尉受到审判，因为他下令手下士兵杀死了越南一个村子里所有的村民，包括老少妇孺，而他的士兵们忠实执行了他的命令。后来，有个组织就此事调查了全美国很多人的意见，有51%的人回答说，如果自己当时也是处在同样的情形之下，也会执行上尉的命令，因为这是权威。
《圣经》中就有故事说，上帝要Abraham将匕首插入他儿子的心脏，Abrham就无条件地照做了，以此表现对上帝的权威的忠诚。
《辛德勒的名单》，最触目惊心的镜头，就是德国人井井有条地把犹太人的牙齿、头发、皮肤、眼镜、首饰…….分门别类地放置整齐，用来做地毯、衣服的原料……而柏林、慕尼黑的广场上，人头攒动，看到远处阳台上那个人挥舞手臂，听到他声嘶力竭的演讲，男人们热血沸腾，女人们热泪盈眶，一种可怕的能量导致了一整个民族的癫狂，其根源就在于对权威的迷信。
应用
这个效应被看作是军事训练、战场战斗的心理基础：在特定场合里，命令第一，必须服从。这种绝对服从的心理也出自被试者个体的自我安全需要：只有服从命令，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消极面
它能使人们不动脑筋，削弱同情心而做出伤害他人与社会的事，上了“权威”人士的当。
与之有关的实验和电影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本片基于1967年美国加州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只是将环境置换为全球化引发的危机日益显现、新纳粹开始抬头的今日德国社会。在美真实事件里，那位美国老师是以出现告密风潮而结束教学实验。而在电影《浪潮》里，编导设计了一个疯狂的场景：深陷极权主义泥潭的学生不能自拔在开枪打伤同学后吞抢自尽。
http://www.ronjoneswriter.com/wave.html
他们无法理解法西斯主义，但突然间，他们成了这场运动的一部分。1967年，在美国的一所高中里，教师Ron Jones大胆地进行了一场实验：他向他的班级灌输纪律性和集体精神。“很快，事态的发展就失去了控制”，多年后，一位当时的学生回忆道。
Ron Jones束手无策。时间：1967年4月，地点：加利福尼亚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历史课，主题：第三帝国。一个学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Ron Jones不知道如何回答。
下课之后，这个问题仍在Ron Jones的脑子了不断盘旋。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星期一，他站在讲台前，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向他的班级下达命令。
“Jones先生因其激进的教学方式而备受争议”，他当年的学生Phillip Neel说道，“有一次，他把我们分成两人一组，其中一人必须整天遮住眼睛活动，籍此让我们理解，什么叫信任。”还有一此，这名激进的教师禁止一部分学生，在几天时间内使用教学楼里特定的洗手间。“他想让我们体会，什么是宗族隔离”，Phillip Neel回忆道。这名当年的学生现在是电视节目制作人，目前正制作一部关于Ron Jones 实验的纪录片。
玉不琢，不成器
Jones不仅仅因其激进的教学方式闻名，他同时也是学生的好朋友。他住在一间树屋里，玩朋克音乐。但在某个星期一，他命令他的学生，端正坐姿，抬头挺胸直背，双脚平放，双手背后。接下来的是速度训练：起立，坐下，一遍遍重复。最后他让学生站到教室门外，等他发出信号后，学生们跑回座位坐下。Jones记录下了时间， 5秒，无声的5秒。而做到这一点所需的，仅仅是几分钟的练习。
Jones更进一步。他让学生阅读文章，接着开展讨论，但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想发言的人必须起立，站到桌旁，先说“Jones先生”，然后才允许发言。发言时必须言简意赅，口齿清楚。谁要是回答的时候心不在焉、随便应付，就必须重新回答一遍，甚至不断重复。
Jones坚持他的原则，并渐渐对结果感到惊讶。捣蛋鬼变成了榜样，他们的勇于发言，见解独特，答案明确。回答问题的也不再仅仅是那几张老面孔，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的水准有了惊人的提高。学生们注意力更集中，听讲也更专心。Jones原先以为，学生们会认为**型的教学方式可笑，会抵触，不配合，但结果恰恰相反。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很简单，意外得简单。学生也变得更加有效率。
“他是我们信任的老师”
星期二，他踏入教室，迎接他的是一片肃静。所有人在课桌后坐得笔直，虽然并没有人这么要求。他们的聚精会神，表情充满期待，没有人交头接耳。他们在等他，Ron Jones，他们的老师。他在黑板上写下：“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然后开始讲课。学生们认真听讲。下课时，他用手做了一个简短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先向上，再向下滑出一个曲线。一个波浪。Jones把这个手势定为班级的问候礼。在学校里和大街上用这个手势表明身份，身为这场运动的一份子。
Jones把这个问候礼称为“第三浪”。浪潮总是以三波的形式到来，最后一浪，即第三浪冲上沙滩时是最强劲的。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名称和“第三帝国”何等相似。
“Jones先生他是我们信任的老师。我也参加了，一切都似乎很有趣，感觉是场游戏。至少刚开始时是这样”，Neel回忆道。他当时只是觉得挺这位老师上课很有意思。
相互告发-为了集体的利益
接下来的几天，Jones仔细观察校园里的一举一动。在咖啡厅、图书馆、体操馆里，学生们见面时用“浪潮”手势打招呼。这个实验已从教室扩展到了整个校园。
星期三，Jones分发了成员卡，其中三张上有一个红色的叉。拿到这三张卡的人被委以特殊的使命：检举不遵守“浪潮”规定的人。随后，Jones又开始“布道”了，从行动，投身集体，一直说到自我堕落。他被他自己的话感染了，他摇摆于领袖和老师的双重角色之间。他为他充满干劲的学生骄傲，为他们的成绩骄傲，为他们的团结骄傲，他为他自己骄傲。
紧接着，告密的风潮到来了。他只委派了3个学生检举批评者和反对者。结果却来了20个人。他们毫无保留地告发他们拿“浪潮”开玩笑的朋友，出卖他们对“浪潮”表示怀疑的父母。一切为了集体的利益。这场运动在三天之内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失控了”
“我当时虽然参加了，但应该算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Neel如今说道。有的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但也有学生从根本上反对这场运动。“一次课间，我对我最好的朋友说了一个关于‘第三浪’的笑话，结果第二天，Jones先生在所有学生面前提到了这事，从那时起我开始感到害怕。” Neel清楚，肯定是他最好的朋友告发了他。“而那时他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
当看到如此多的学生为了这场运动毫无保留地出卖朋友，Jones也感到害怕了。他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来中止这场实验。但如何才能做到？
星期四，课堂里的人数已从30人涨到了80人。新来的都逃掉了原本应去的课。Jones宣布， “第三浪”是全国性青年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促进国内政治体制变革。星期五中午12点，将会由总统候选人正式宣布组织的成立。学校里也会有相应的公告。
一个奇异的巧合让这个声明更加可信：时代杂志上整页刊登了一个名为“第三浪”的木器产品的广告。学生们被鼓舞了。 “当时没有人对Jones先生表示一丝怀疑”，Neel回忆道。
“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星期五中午，学校大礼堂。超过200名学生笔直地端坐在那里，天花板上挂满了 “第三浪” 宽大的横幅。Jones作了简短的致辞，200只手臂对着他举起，做了“浪潮”问候礼。这场实验只进行了五天，却是漫长的五天。
“当然”，Neel说，“我也在场，作为外人很难想象，短短几天内形成了何种团体的压力。”
礼堂内，Ron Jones打开一台电视。出现的只有雪花。学生们等待着。屏幕上除了雪花别无他物。学生们仍然等待着。他们已经习惯了纪律和服从。几分钟后，终于有人问道：“不存在什么领袖，对不对？”礼堂里炸开了锅。Jones开始讲话，不再大声、严厉，而是柔和、带着自责：“没错，但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没有人愿意提及这场实验
Jones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Ron Jones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他说得没错。第二天，学校里笼罩的压抑的气氛。没有人愿提及这场实验。“我自己当时陷得不深。所以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但其他人从此对此只字不提，直到Philip Neel因为纪录片和他们联系。
Neel在收集材料时得知，许多人感到尴尬，居然如此轻易地被“浪潮”席卷。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原本不是Jones班上的，但为了“第三浪”，他们逃了原本该上的课。“那是1967年，他们中许多人当时热衷政治”，Neel解释道。“他们参加了学运，甚至黑豹（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他们当时都感到无比震惊，如此轻易就放弃了自由。”
“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Ron Jones某次采访时的回答
电影剧情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 "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 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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